目前在德国官方接纳的难民中，接近半数（注1）是儿童或者青少年，这个严峻的事实已经使得德国成为世界上接收未成年难民最多的国家。根据联邦移民和难民局（BAMF）的官方报告，超过23万儿童难民处于令人难以忍受的居住环境之中。他们与公共服务、主流媒体、社会以及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乎隔离。在这种残酷的情况下，儿童难民不仅无法为自己发声，更逐渐淡出公共视野。更加无奈的是，他们通常被视为父母的附属品，而不是健全独立的个体。在现有建筑语境中，针对儿童难民特殊需求的支持和保护措施是有所缺失的（注2）。
注1： BAMF. (2017). Aktuelle Zahlen zu Asyl-04.2017. Berlin: BAMF, www.bamf.de.
注2 ：Berthold, T. (2014). In erster Linie Kinder: Flüchtlingskinder in Deutschland. UNICEF
1. 项目的背景
作为在难民接纳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德国政府制定了针对儿童难民的特殊庇护程序。目前，在庇护申请处理中，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unaccompanied minor）会被联邦移民和难民局（BAMF）优先考虑。此外，外国人管理局（the foreigners authorities）也会为儿童难民提供长期签证，以便他们更积极的融入德国（注3）。为了这个目标，基于儿童福利（children’s welfare）和居住权（rights of abode）的全方位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应该被提供。而对于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来说，重点之一应放在如何有效利用针对儿童难民的现有空间。
注3：Müller, A. (2014). Unbegleitete Minderjährige in Deutschland. EMN.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将学龄儿童（6到10周岁）作为儿童保护的重点年龄。在各种机构中，多样化的基础设施，基本保健措施，儿童房间和特殊儿童药物保健都应该被提供。不幸的是，很少有机构会去考虑“儿童难民”这一特殊群体。举例来说，在建的欧洲最大的难民营之一， 滕珀尔霍夫费尔德（Tempelhof Feld）也具备了相关文献（注4）中所提到的缺陷：（难民营）总是位于城市中被遗弃的地区和不便的生活条件，这使得此难民营在建设之初便饱受争议。此难民营的居住空间远远低于官方接纳标准（SGB II-Leistungen, Hartz IV)，此外，两平方米的公共活动空间也只有标准建议的四分之一。
上: Tempelhof Feld难民营的图表和功能分布(资料来源: BMO)
下: 来自法规SGB-2的官方建议和现有情况 (资料来源: LAGeSo and SGB-2)
然而，更糟糕的事实是，根据Channel News的跟踪调查，现有儿童设施或设备在大多数情况下“Funktioniert nicht（不起作用）”。
注4：Bhimji, F. (2016). Visibil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Space: Refugee Activism in Berlin. Journal of Immigrant & Refugee Studies, 1-19.
另一个例子是位于城市中（inner-city）的柏林赖尼肯多夫（Reinickendorf）难民营，原生居民十分反对为难民儿童建立新的游乐空间，并且禁止他们在已有的“公共”（注5）游乐空间中玩耍，
公园禁止外来人员玩耍(资料来源: AKUD/Lars Reimann)
与难民儿童的采访中也揭示了他们对接纳住宿（community accommodation）的恐惧，对他们来说把学校朋友带“回家”很羞耻。借用柏林NGO难民组织成员Katharina Müller的原话：“对于这些连和别人互动机会都没有的孩子，何来整合？”
身体和社会活动会大大提高儿童的幸福感（注6）。根据上面的例子，学龄难民的身体活动机会因为局促的机动交通（motorized transportation）、有限的可用设施(available facilities)和匮乏的活动计划(recreational programs)而大大受限。此外，由于邻里空间的安全性不足，难民儿童在社区内外的游乐活动经常暴露在危险之中。若是从深层次分析，Modulare Flüchtlingsunterkünfte (MUF)（注7）这种接纳住宿本身对孩子们来说就是“污名化”的。众所周知，缺乏身体活动不仅影响身体健康，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也有着潜在的危害（注8）。鉴于学龄难民活动参与率很低的事实，在现有的建筑语境中，能为他们提供更具活力的身体活动计划的创新性的干预措施（innovate intervention）应该被研究。
注6：Ginsburg, K. R. (2007). The importance of play in promoting healthy child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ing strong parent-child bonds. Pediatrics, 119, 182-191.
注7：von Einem, E. Versagt die Wohnungspolitik im Angesicht der Flüchtlingswelle?
注8：Penedo, F. J., & Dahn, J. R. (2005). Exercise and well-being: a review of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physical activity.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iatry, 18(2), 189-193.
2. 社会空间互动（SSI）项目的概述
2.1社会空间交互（SSI）定义
了解干预措施对儿童身体活动影响的相关性是设计促进儿童身体活动干预方案的第一步。快速增长的互动游戏导致了新的交互式沟通策略的发展。反过来又对城市身体活动项目本身起到了推动作用（注9，10）。如同成功的增强现实游戏神奇宝贝GO
笔者的游戏截图(资料来源: Pokémon GO)
已经向我们展示了通过游戏大大改善青少年和城市之间的社会流通（social circulation）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艾未未的“难民计划”
艾未未“难民计划”资料图片（来自网络）
表明，“社会媒体”和“社会工具”由于自身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年轻难民组织和实施活动的互动工具。考虑到前面提到的情况，社会空间交互（SSI）作为一种更好的空间感知优化方法，将被引入到这个项目中。
注9：Biddiss, E., & Irwin, J. (2010). Active video games to promote physical activity in children and youth: a systematic review. Archives of pediatrics & adolescent 164(7), 664-672.
注10 ：Guy, S., Ratzki-Leewing, A., & Gwadry-Sridhar, F. (2011). Moving beyond the stigma: systematic review of video games and their potential to combat obes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pertension, 2011.
互动方法已经被证实可以大大提高使用者参与身体活动的机会，结合前文语境的基础上辅助提出社会环境构建（socio-built environment）的设计战略, 并命名为“社会空间交互（SSI）”，它本质上是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和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有机结合。 SSI可以在利用用户对社会和空间的认知过程的同时，建立功能性交互。SSI的特性可以抽象描述为用户的社会和空间感知，社会对空间和环境感知的影响，以及用户对社会方向的反馈。SSI不仅可以增强现有的基础设施，更可以提高相关空间的虚拟化呈现（virtualization）。
SSI的初步概念图（笔者绘制）
在SSI的帮助下，学龄难民有机会更好的利用现有的空间。通过对SSI机能和作用深入的研究，会更有效的促进学龄难民的城市整合。作为本项目可以描绘的愿景，学龄难民和他们所需要融入的城市之间的有效羁绊被SSI所提供，这对城市的可持续（sustainable）和弹性（resilience）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同时可以大大提高城市的社会空间包容性（inclusivity）。通过这样的愿景，旨在提高用户体验和潜力的更有吸引力的城市设计会被提供。
2.2 研究问题
研究主要基于相关城市尺度，作为补充，个体差异也会被考虑。所有研究问题被划分为三个领域，更进一步阐明了“社会空间交互(SSI)”的概念：1、学龄难民在建筑环境中的特殊感情、物理和社会需求；2、学龄难民自我感知的质量和缺陷；3、关于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的设计（范畴）和具体行动领域。
2.3 相关科学/艺术项目情况
这项研究的重点是鼓励儿童参与到城市发展进程中并优化城市内部的互动关系。通过把儿童的声音带回以成人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舞台，城市的条件也将同时得到改善（注11）。Kevin Lynch的“成长于城市”，Schugurensky的“城市教育学”（注12）， Noblit的“教育城市”都分享一种以城市空间为背景，辅助正式的、非正式的和介于两者间的城市社会化(socialization)发展过程的观点。虽然特定的方法有所差别，但是儿童如何互动和感知环境并且给出反馈意见是一个核心的研究领域：最近关于发展和技术心理学的研究（如GDMC项目（注13））表明，感知和互动可以通过VR和AR设备大大增强。
注11： Nallari, A. (2011). Growing up in an urbanizing world, Paris, Londres, Unesco. Carnets de geographes, n3.
注12： Schugurensky, D., & Myers, J. P. (2008). Informal Civic Learning Through Engagement in Local Democracy: The Case of the Seniors’Task Force of Healthy City Toronto. In K. Church (Ed.), Learning through Community: Exploring Participatory Practices. Toronto: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注13： Clark, K., & Sheridan, K. (2010). Game design through mentoring and collabor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ultimedia and Hypermedia, 19(2), 125.
2.4 方法论
文献综述分析和针对柏林滕珀尔霍夫费尔德难民中心的实证调查将在此基础上进行。此外，研究者计划调查相关的公共和分享空间，诸如游戏空间和体育设施等，这些空间要素对未成年“逃难者”的“理想城市”构成来说，不可或缺。同时，学龄难民（6到10岁）将被视为目标群体。项目的切入点在于所有参与者在短时间内积极的应对挑战和有限的金钱预算。空间的再创造和优化不仅针对居住/收容空间，更计划（为年轻难民）提供玩耍、学习和与其他小伙伴一起探索（城市）的安全“空间堡垒”。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侧重的主题是运动促进（movement promotion）、城市感知（city perception）和数字技术（digitaltechnology）运用潜力。在数据收集和分析中，研究人员将开展专家访谈，相关对象访谈并绘制心理地图。在这个过程中，针对相关小组的workshop也将同步展开。最后，一个用来评估其建筑环境的质量，并记录他们的感知中重要的元素的app将被应用。在过去的几个月，研究人员已经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和有关领域的专家建立了联系。他们还将在后续步骤中继续支持此项研究。
2.5 预期成果
第一个预期结果是在学龄难民需要适应和增加建筑环境方面的社会互动和运动方面的可用模型。该模型的更新将通过数字应用助理的探索性研究进行测试和改进。其次，这一模式的反馈意见将为从这个脆弱目标群体的角度出发的进一步难民避难所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并且经验数据可以在不同的城市语境中对相关对象进行验证。 第三，作为社会空间交互（SSI）的协同设计工具的数字化方法，能帮助孩子们更好表达自己的需求，是理想的输出结果。同时，研究人员也致力于作为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可用的指导方针的研究。上述措施和此前提到的研究问题一一对应。
3. 对“交互模式”的探讨
这一“交互模式”如何更好的运行？在这一章节，笔者结合已有文献结合自身背景和所在课题组已经有的工作经验，深入的探讨这个问题预先设想项目在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这一章节类似于认知论（epistemology）。
3.1 目标群体——包容和排斥
任何毫无层次（hierarchy）结构设计指导方针，都可能因为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结果,而出现差异（deviation）。“理想儿童模型（ideal child model）”越强大，隐含的模式越丰富，越可以在空间设计中发挥效用。而基于这种形式设计的空间，在适应这个“理想儿童模型”的需要和欲望的同时，极尽排斥了不符合这个“理想儿童”的群体。因此，动态分析（dynamic analysis）应作为反馈设计的过程进行考虑。
3.2 相关空间——未被定义的社会尺度
难民避难所（sanctuary of refugees）不仅仅是城市现象（urban phenomenon），也存在于其他尺度和非城市环境之中（注14）。城市的作用是，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战略地点”能够帮助学龄难民更好的融入社会（注15）。这里的城市并不是指一个同质的领土（homogenous territory）或者地理学上的定义，而是任何包含了并且可以实施方案的特定场所（注16）（和“实际空间”）。因此，“城市”在这里并不是研究所唯一进行的尺度，只是作为一个范本。
注14： Lippert, R. & S. Rehaag. (2012). Sanctuary Practice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Movements. Routledge
注15： Sassen, S. (2013). When the center no longer holds: Cities as frontier zones. Cities, 34, 67-70.
注16： Young, J. E. (2011). ‘A New Politics of the City’: Locating the Limits of Hospitality and Practicing the City-as-Refuge J. ACME: An International E-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10, 534-563.
科学的创新性研究将与特性和用户建立新的形式表达和交流的空间的联系。其结果将预测相关城市空间和特定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前景。对于经济来说，这项研究为学龄难民整合改善提供了宝贵的工作方法，并可以在缺乏服务水平的城市社区（underserved urban）中得到有效的实施。更好的是，部分开放的研究路径将显著地提高合作潜力（学术和商业），分别为城市的包容性，吸引力，可玩性和整合的不同层面贡献力量。
另一个期望的结果可能是更具参与性的活力城市，其目的是促进文化接受和包容性教育方法的有效开发。同时，在经济发展下，促进高速增长的难民和移民人口的城市可居性（urban livability）将确保德国的社会稳定。
4. 思考：解决城市问题的新模式
在现有社会语境中，基于特殊群体的城市问题一般都拥有较强的时效性（timeliness）和灵活性(flexibility)特征,在此前提下，具有动态特点的反馈设计策略，往往比实际的建筑构造方案更有研究和应用的可能性。此外，对于解决“少数人群”城市问题解决方案往往有几个共识：针对特殊群体的特异性提议、经济可行的方案和良好的互动性。笔者所在的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健康游戏小组（UHG）一直在此基础上致力于促进健康的设计和城市规划方案的研究：无论是已经完成城市交互设计探索游戏“Stadtflucht(城市逃脱)”
Stadtflucht(城市逃脱)资料图片（资料来源：UHG）
还是正在进行针对糖尿病1型儿童的日常治疗方案辅助游戏“Wo die Monster Leben(怪物们住哪儿)”
where the monsters live(怪物们住哪儿)资料图片（资料来源：UHG）
都和本项目一样，体现了互动式反馈策略应具备的特点:学科交互、高度灵活和交互性设备的积极应用。
建筑师在往昔被称为“则师”，这里的“则”可以被演绎为“创造营造之法”，回归本源，建筑师无非就是帮助甲方解决问题的专业乙方，而“万师万则”，仅仅在“难民建筑”这一个小小的方向，笔者的同僚就有完全专注于实际建造细节的“难民营包工头”和完全聚焦在改善已有空间和心理学方向“氛围造梦者”。在大家殊途同归，以建筑学科为基础，每次交流都是及其有意义的领域拓宽，无优劣做法之分。
在建筑学科的继续学习中，从事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交互研究，不拘泥于“实际建造”而转向“建造的实际性”或者“建造增强”灵活的去解决社会问题，跳出传统框架，将建筑学科从传统的输出端（output），转换成一种更有交互可能的输入端（input）也不失为一种可能。
刊载说明
原标题为《社会空间交互 （Socio-Spatial Interaction）: 在柏林，运用设计手段去促进学龄难民的整合》。笔者正处于项目第一阶段的早期。欢迎各种方向的讨论和指导，同时也寻求各方面的赞助和合作。
陈思齐/建筑学 在读博士/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Darmstadt（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北京山水之光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 c47.001@gmail.com
公号编辑：毛艺乔，苏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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